2022年7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20世纪以来，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领域，发生了从“传统农业”向“石油农业”的转变，并引发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传统农耕文化及其技术体系的当代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及绿色农业转型发展中，继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合理内核，是建设生态农业、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洱海流域农耕文化遗产历史溯源
洱海流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物质与非物质农耕文化遗产，主要包括农耕遗址、传统农耕栽培技术、农耕产品技艺、民族农耕习俗、生态观念、农业景观、传统村落等。洱海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云南最典型的原始农业代表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宾川县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剑川县海门口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大理市海东镇银梭岛遗址。这些遗址为研究洱海流域史前人类的农耕文化、经济形态、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发展历程提供了物质载体。
洱海流域传统农业时期的概貌，可以从中原、云南及大理等史志以及古代文人墨客的游记窥见一二。唐代初期的《西洱河风土记》，就记载了西洱河流域的农桑事业。元代李京撰写的《云南志略》，在《诸夷风俗》篇中记载大理白人（今白族）。明代李元阳编纂的嘉靖《大理府志》记载了大理名产，以及其他一些物产。明代徐霞客游历了洱海流域的洱源和大理古城等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洱海流域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特征
文化遗产是文化表现形式得到关注和珍视的传承过程。农耕文化的“意义之网”就是一系列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人们借此交流、传承和发展对农耕生活的知识和态度。中华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洱海流域的传统农耕文化既有与中华农耕文化共同的文化特质，也蕴含了一些地方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本土性。洱海流域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形成了其独特的农耕文化遗产。洱源县凤羽镇凤翔村“耕读传家”的家规家训及民居建筑设计中蕴含的耕读精神，既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也有着本土化特征。“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保留至今的已不多见，但在凤羽镇却是代代传承的家训。凤翔村“耕读传家”的遗风，体现为传统民居设计中均留有一小块菜园，耕田读书均不偏废。
洱源县种梅、食梅、赏梅历史悠久，是著名的“中国梅子之乡”，云南唯一的“省级果梅基地县”，也是全国100个“特色经济林产业示范县”中唯一的果梅基地示范县。在洱源县茈碧湖镇松鹤村，梅树成林，其中，一棵梅子树已经有800多年历史。洱源出产的胭脂梅、照水梅品质优良，成熟期早，加工成的话梅久负盛名，梅子酒更是家喻户晓。
二是民族性。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的“绕三灵”是洱海流域白族的一个古老节日，也是民间传承的带有农耕文化信息的盛会。2006年5月，白族“绕三灵”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大理市喜洲镇周城村是国内最大的白族自然村，村内多水田，不仅有闻名遐迩的蝴蝶泉，还有丰厚的农耕文化遗产。每年农历四五月间都要举行盛大的“栽秧会”，热闹非凡。因其完好地保留着白族的各种传统习俗，被誉为“白族民俗的活化石”。2017年6月，“栽秧会”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承洱海流域农耕文化遗产 推动大理绿色农业发展
洱海流域农耕文化遗产，是中华农业文明悠久历史的结晶。洱海流域农耕产品关乎洱海保护治理和广大农民的生计。目前还存在规模小、层次低、文化附加值低等问题，尤其是农业产业缺乏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市场经济发展趋势表明，产业发展模式已经从过去的资源依赖逐步走向文化营销。因此，应该对洱海流域悠久、丰富且独特的传统农耕历史文化资源如洱源梅子、稻麦轮作等进行充分挖掘，通过申请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保护利用，推动新时代绿色农业发展。
2012年，原农业农村部启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将“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农业生产系统”作为主要申报和保护对象，这些系统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生态系统，同时蕴含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和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特征，对我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意义。农业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为培育农业品牌提供了沃土。
当下，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重要价值已逐渐显现。洱海流域绿色农业发展应关注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价值，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与申报工作，借鉴中国其他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经验，促进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农业发展，增强农耕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培育农业文化遗产品牌，让这些农耕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吃得营养，吃得放心，更吃得出“文化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