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雁
黑马村是漾濞江沿岸一个依山傍水的山村，隶属于漾濞彝族自治县瓦厂乡。由于境内亚热带干旱少雨的立体型气候，加之交通不便等历史原因，村里的经济发展一直较为落后。村民经济就以玉米种植为主，却还得靠天吃饭，于是，产业单一和广种薄收，把山村发展带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死胡同。据2015年扶贫统计数据，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38户、131人，约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那一年，我们大理州教育局被正式确定为黑马村的挂包帮扶单位。五年多来，局里统筹安排，制定了周密的帮扶计划，派驻了工作队，并结合“挂包帮”“转走访”的要求，先后十几次将全局七十多名干部职工分期分批派遣到挂钩扶贫户家中，一户一策帮助困难群众共奔小康路。
从村委会出发，到达我的挂钩户老茶家得翻越一座山，大约三公里路。记得第一次进山入户是在2016年初，太阳就和今天一样毒辣，几场春雨过后，河谷和坝区早已经被绿色装点，但干渴的大山似乎还未从残冬的枯黄中苏醒过来。连年的干旱，迫使老茶不得不卖掉了大牲畜，打发女儿女婿进城打工。家里还留下的一群山羊，一大早也被他赶到深山。但老茶不敢走远，因为家里只剩下老伴和一个三岁的孙女，老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忽而一犯病，就感觉天昏地暗，连站都站不稳了。
我像是走亲戚一般，走进那个被核桃树覆盖的小院，看看她家的房子，看看圈里的小猪，接着又和他老伴聊起了家常，善良的她一说上话就忍不住抹眼泪，连连抱怨自己身体不争气，拖累了家庭，还拖累了集体。我一时感觉山里的老乡多么朴实。
看到她身后那个可爱的小女孩，我就和她聊上了，可她却怕生得很，躲在奶奶背后不和我说话。逗了几次，反惹得她像只知了，嗡嗡嘤嘤一阵哭腔。我想给她照张相发给她父母，可打开手机，却看到屏幕上的女儿，那时女儿正在幼儿园读大班，应该比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大两岁。我想她们可以成为人生的好姐妹、好朋友。于是那天从山里回来，我就赶紧上相馆洗好照片，接着把女儿的旧衣服收拾成一包，并给她讲起缺水干旱的黑马村，在一棵核桃树下住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父母打工去了，只有爷爷奶奶陪她……
话没说完，女儿就钻进书房把一堆图画书送到我面前，说可以把图画书带给她，晚上睡觉的时候，让爷爷奶奶给她讲故事，她就不会想爸爸妈妈了！
女儿的话让我记忆深刻。我在她出生前不久调到城里，而妻子当时还在乡下教书，一待她断奶，就把她送回乡下老家让奶奶来带，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那时的她就和小女孩一样怕生，每见生人来访，就会用手扪住大人的嘴巴不许你说话。想她的时候，我就会给她买各种各样的图画书，客人一走，她就奶声奶气地翻开书本，让爷爷教，让奶奶教，在我们回家时也会缠着让我们教。“精卫填海”“田螺姑娘”“嫦娥奔月”“丑小鸭”“灰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在那个远离父母的年月，那些充满趣味的图画书、故事书，就成了她人生中最好的陪伴。我们相信，这些书同样能够给山里的小女孩带去一个幸福的童年。
一次次进村入户，我们与黑马村的友谊不断加深。我也先后多次到老茶家，走访、慰问、聊家常、写春联、吃同心饭、一起清扫庭院、一起擵玉米，感觉他们一家老小就和所有的黑马村民一样，善良、淳厚、质朴、热忱、亲切，每当春节来临，老茶总不会忘记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吃年猪饭。毕竟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在满口的道歉声中，质朴的老茶就会在电话那头和我谈起那些图画书，说孙女十分喜欢，常常缠着爷爷讲、奶奶讲，或是自己也能指着书讲出许多故事来。
转眼五年过去，教育局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更名为教体局，但对帮扶黑马村及贫困家庭的措施不变，力度不减。我们给老茶家修了水窖、加固了房子、提供了猪仔和小额贴息贷款、修通了道路、引导种植金丝蜜枣和红花，他老伴的病情得到控制，家里的情况也一天天好起来，并达到了贫困退出标准。前年，他女儿回来给小女孩生了个妹妹，而小女孩也已经被送到村委会附近的黑马小学上学前班，并且享受了学前教育助学金……看到这一系列变化，我从心里为他们感到欣喜。
今年春天，我们再次来到黑马村，随着疫情防控局势持续好转和复工复产热潮的到来，老茶女儿女婿已经离家前往上海，暂不开学的小女孩在和父母短暂地相处两个多月后，又重新变成了“留守儿童”。但一见到我们，就如同见到亲人一般，开朗极了，还和与我同行的小王老师说起了课堂里的趣事和书本里看到的知识。我于是又想到我女儿，这时候读四年级的她已经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希腊神话”和“一千零一夜”中走出，并逐渐向“四大名著”和一些大部头经典过渡，她那堆读过的图书，正好又成了小女孩的精神食粮。
我一回到家就和女儿收拾好一大兜书捎向黑马。扶贫先扶智，用知识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是教育扶贫的一大核心要旨。第二天起床时女儿告诉我，她梦见那些捎向黑马的书本，已在遥远的山村上空变成一双双腾飞的翅膀……
（《大理日报》 2020年07月21日 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