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经很深了，可王复生却无法入睡！
自6月13日被捕至今，王复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妻子焕妹、孩子膺中和智中！
焕妹是王复生在云南一同革命的战友郭子蕴的妹妹郭焕章。那时，由于工作需要，王复生在广州和昆明之间来回往返，到昆明了就落脚在郭子蕴家里。王复生的学识和革命热情，受到了郭子蕴父亲的赏识和器重。郭子蕴还热情地把妹妹郭焕章介绍给王复生认识，他们一见钟情，相互托付终身，不久两人就在昆明订婚了。后来，王复生请郭子蕴送郭焕章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可还没到南京，就听到金陵大学被解散的消息，郭焕章只得南下广州和王复生汇合。就这样，郭焕章一直陪着王复生一路辗转，天南海北，四海为家，并先后有了膺中和智中两个孩子。
王复生和焕妹一直走到今天，算起来已十年有余了。在这十年里，最让王复生担心的就是，妻子和孩子每天都生活在担惊受怕中。在狱中，王复生没有哪一天不思念着焕妹和孩子，没有哪一天不是在对妻子和孩子的歉疚中度过的，他歉疚没能给妻子和孩子们一天平安的日子。
这也许是和妻子和孩子分别时间最长的一次了，妻子和孩子是王复生最放心不下的。
哦，王复生记起来了，“九一八”事变的那年年底，去黑河为马占山将军的抗日先遣队筹集粮草补给，在北国茫茫雪野，他东奔西走了近两个月，最后终于在苏联领事馆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为马将军准备到了能够越冬的粮食和弹药。那是他刚到东北的第二年，那次离开妻子也近两个月。在那两个月里，他整日奔走在雪野茫茫的森林里，有时就独自一个人，这对南方人来说，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
现在，王复生已经身陷囹圄，每天都要经受日寇军警的残暴酷刑，有时只有几小时，有时被残忍变态的折磨就是一整天。从被捕到今天，王复生已经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甚至连大脑里想要记忆的丝毫力气都没有了。王复生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有机会就要努力活下去，他一定要看到日寇灭亡的那一天……可那一天，要什么时候到来啊，灾难深重的祖国，屈辱的同胞！
王复生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的是母亲那慈祥的面容，年仅50的母亲因为过度操劳而离开了他们，那时自己和二弟都在北京求学，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这也就成了他心中最最隐痛的地方。
父亲的死，王复生心里充满了内疚！想起年迈的父亲因为二弟就义，而客死昆明，身边都没有一个尽孝的儿子，这也许要比让自己去死一百回还要无法原谅自己，作为王家长子，恨自己忠孝不能两全。
然后是馨弟，三弟馨廷，他才16岁就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们。王复生不止一次地埋怨自己，没有保护好弟弟，没有尽到大哥的责任，那时镇压学生游行请愿的军警的棍棒为什么没有打在自己的身上，而让体弱多病的三弟竟遭如此毒手，虽然和二弟轮流带着受伤的三弟到陕北就医养病，可终究因为伤势过重，没能挺过去。王复生在心里愧疚地叹了一声，泪水打湿了眼眶……
让他最感欣慰，但却无法让他释怀的就是二弟懋廷（王德三）了。二弟是在自己的指引下走上了这条革命道路的，虽然已经于六年前就壮烈牺牲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但在王复生心里，二弟是他最值得骄傲和学习的榜样。
今天是8月14日，明天就要赴死了！
死对于王复生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日寇继续这样残酷折磨着被一起抓捕进来的战友，当他看到和听到战友们和日寇坚贞不屈的斗争，王复生心里油然生出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想到明天就要赴死，王复生想到了他们，他们的面孔在王复生眼前渐渐清晰起来，李大钊、邓中夏、王有德、金巴来……
阵阵疼痛几乎使王复生昏死过去，脑海里刚刚浮现出来的那些面容又逐渐模糊了！
王复生忘不了李大钊先生，是他把自己从懵懂之中指引到了这条光辉的大道上，自从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深深地被共产主义所折服，从此走上了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征途！还记得王复生第一次到图书馆，他只要见到有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报刊，他都如饥似渴地找来认真阅读、研究，终于有一天李大钊发现了这位来自云南勤奋好学的小伙子。王复生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逐渐成为党的中坚力量。
可谁能想，自己最敬爱的精神导师李大钊先生，却在十年前的1927年，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了！他没忘记，当他从报纸上得知李先生被害的消息时，已经是两个月后了。那时，王复生远在云南，也同样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被龙云逮捕，深陷牢狱。
王复生也没忘记在北京和毛泽东的三次晤面。一个湖南人，一个云南人，在深冬的北京，挤在狭窄的屋子里，对时局发表着自己的观点，时而争论，时而颔首点头，时而仰天大笑……
想到这些，王复生的意识似乎又开始清醒了一些。今天下午，所谓的齐齐哈尔市日伪警察厅的判决，王复生早就预料到了，他也感到能够为抗击日寇的侵略，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国而死，为国尽忠，死得其所。
王复生更清醒了些。他只能双手杵地，艰难地挪了挪身子。他的下身，不，是肩膀以下，都已经没有知觉了。他的肋骨被打断了，胸骨被敲碎了，双腿和双脚的骨头被打断了。是啊，整整62天，王复生就是靠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信念，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的热爱，对焕妹和儿子女儿的思念，熬过了这魔鬼般的残酷折磨。
现在，他只能靠着双臂的支撑，往墙壁开着狭窄的天窗一角移过去一点点，这样，他就能尽力看到自由的夜空多一点点……
经过一夜的激战，祥云城里的敌军已基本肃清了。
这是1936年4月19日的清晨。阳光洒满大地，她越过山巅，田畴，城墙，普照着整个小城的街道，四街八巷的青石板路被洒下来的太阳照得金灿灿的。晨起的炊烟一家接着一家，人们似乎没有感到什么变化，甚至都不知道昨天夜里发生了什么。
也有细心的人会发现，在街道不远处，陆续走来几个穿着灰布军装的红军战士，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他们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像是在买东西，又像是在这古老的小城里漫步，好将多日行军疲惫的身心好好休息一下。
就在4月18日下午，我们十八团刚刚行军到普淜地界，政委杨秀山就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务必在十九日拂晓以前，占领祥云县城，以保障军团主力顺利通过祥云向宾川、鹤庆、丽江石鼓前进，争取早日渡江北上。
根据侦察，祥云县城内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八十多人的保安队和临时纠集来的民团。除保安队能打几枪之外，民团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为了迅速取得胜利，我们决定采取奔袭的方法，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中拿下祥云城。
晚霞还没有落幕，我们就集合出发了。一路上，一个个战士，如同一阵阵风飘过，又一阵风飘过，向祥云方向急驰。大概在后半夜，我们来到了祥云县城南郊。夜幕掩护着我们行动。不一会儿，敌人就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中了……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战，我们就干净利落地占领了祥云县城。
一大早，我们刚走到县城的钟鼓楼，就遇到杨政委和成团长从东街走来。
“听说南街有一户姓丁的人家，特别喜欢养马，养了一匹好马，我们得去瞧瞧！”杨政委告诉我们，问我们想不想一起去看看。
那就去吧！政委都说了。
“这云南的马，又叫滇马，是中国优良马匹品种之一，它习惯在高原生活，体型短小精悍，蹄质坚硬，善于走山路，是驮挽兼用的好马。”杨政委边走边给我们普及着关于云南马的常识。
说话间，就到了！
“丁老板，你好啊！”我们到了南街一个叫“丁记茂盛”的货栈门口，见一个中年男人在货栈里忙碌着。
“你们好，你们好，我叫丁茂东。”老板见有人来，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双手就着衣服下襟擦了擦，“几位老总，能光临小店，是我们小店的荣幸，您们想要买点什么？”
“团部还需要买什么吗？”成团长转身问我们。
“暂时还不需要买什么。”我报告成团长。
“我们听说丁老板喜欢养马，善于养马，马也养得好，特地来看看！”杨政委开门见山，和丁老板说明来意。
“哦，哦，欢迎欢迎！”丁老板感到有点意外，停顿了一下，似乎马上又想起什么，就连忙点着头，答应着说，“好的，好的。”
“那马在哪呢？我们想看看啊！”成团长性急。
“马厩就在后院，就在后院，”丁老板赶忙指着货栈里头的一扇紧闭的门说道，“各位老总，走吧，马就在后院马厩里关着。”
丁老板打开后门，我们跟着他进了货栈后院。后院很宽敞，货栈的房子属东边，北边建了一溜大瓦房，看着近年才装修好的。南北是二人多高的围墙，刷得雪白！马厩在院子的西边，靠着围墙，丁老板用旧的木材搭了三间马厩，可只有一匹马呀，其他两间空着。
杨政委马上就瞅见了那匹枣红马。
“就是这匹马，枣红马，多好的马啊！”杨政委仔细看着，不禁夸赞道，“你们看啊，这马身材矮小，马嘴敞大，蹄掌稍大，马尾精细，是滇马中的好马！”
“丁老板，你这马，卖不卖！”杨秀山问道。
“不卖的，”丁老板说道，“老总们看，我原本是养了好几匹马的，可这样的时局，物价飞涨，别说粮食涨价，马料也跟着涨价了，养不起了，家里人就要我把马卖了，我好说歹说，终于把这匹枣红马留下来了！这我可真舍不得卖了，请各位老总谅解！”
丁老板说着，却不敢看大家。
“丁老板，没事，没事，我们都理解，君子不夺人所爱，你喜欢马，我们红军也不能强买强卖！丁老板，你就放心吧！”杨政委一边解释着，一边就招呼我们走出后院。
出了货栈，在南街就遇上军团通讯员，说贺老总有事要见杨政委。
待杨政委回到东街我们十八团指挥部驻地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突然看见丁老板牵着那匹枣红马，来到了院里。
“贺老总在吗？”丁老板见了我，说要把马送给贺老总。
“贺老总不在这！这里是团部。”杨政委说着已经从楼上下来了。
“杨政委，您们的老总是贺龙将军吗？我听说大名鼎鼎的贺老总来我们祥云了。”丁老板说道，“年轻时我在云南讲武学堂做过事，也算懂些道理。回乡这几年，早就听说了贺龙将军的威名，如雷贯耳啊！”
丁老板接着说，今天街上的老百姓都在议论呢，说红军买东西还要给钱的，借了住家的东西也要还，说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咱们老百姓的军队，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
“我为上午在我家说的那些话感到惭愧，”丁老板说，他想把那匹枣红马亲自送给贺老总！
“真的吗？”杨政委有点意外。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就是要把这匹马送给红军，送给贺老总！”丁老板斩钉截铁地说。
“那不成，”杨政委说道，“贺老总也不会答应的，要么你就把马卖给我们。”
“那不行，君子固穷，可不能出卖自己的心爱之物！我必须把它送给贺老总，以表达我对贺老总和红军的敬佩之情！”
杨政委看丁老板重义气，讲交情，也就不再坚持说卖马的事了，就说替贺老总感谢丁老板。
就这样，那匹枣红马就成了贺军长的坐骑。后来，红二、六军团到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贺老总又把那匹马送给了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把那匹枣红马一直骑到陕北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