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文
1981年，我出生在剑川西南一个叫岩曲的小山村，在我记忆里，只感觉山村的夜，说黑就黑。哪天，夜幕降临了，哪家的熊孩子还没回家，黑暗之中就会传来他家父母焦急呼喊的声音：“这野孩子，都什么时候啦，还不回家。”
山村的夜，看似温柔，却又被万物无声地笼罩着，不容你分辨或遁逃。夜晚，村外，绵延的大山犹如猛兽静卧在村边；村子里一片寂静，悄无声息；小院里，墙壁与窗户，连成了黑黢黢的一片，鸡窝和猪圈，偶尔发出几声细碎的声响，才知里面有活物。若是没有星月的夜，不管屋里屋外，就像一脚踏在漆黑的虚空中，一不小心就会迷失掉方向。
那时，村子中不少人家里都用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来照明，那是一种外形如细腰大肚的胖葫芦，灯头如同一个蛤蟆嘴。灯嘴旁边小小的旋钮，可以控制灯光的大小及亮度，乡下人都把这种灯叫“马灯”。 一到晚上，点上“马灯”，挂在房梁下，就是人们的眼睛。凭借着微弱的灯光，一家人，老老少少就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着各自的活儿。
我家的煤油灯，是父亲用废弃的墨水瓶“改装”的。他用一颗钉子，小心地在瓶盖中间钉出一个圆圆的小孔，然后用废旧铁皮卷成小圆管，再用细细的铁丝，小心地塞进一小撮卷好的棉线，最后将铁皮小圆管插进瓶盖的小孔里，一探到底，这便是灯芯了。这盏形状简陋至极的煤油灯，却给我童年的黑夜带来最大的光明和陪伴。
然而在那时，记忆之中，村子里大部分人家照明还是喜欢用松脂火把照明。到了冬天，则在堂屋的火塘上或院子中生一堆火，串门的亲戚朋友围坐在火边，说说这家孩子的亲事，议论议论哪家的不是，好事坏事，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村里村外，谈天说地，那跃动的火苗，在黑暗中跳动，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庞。儿时的我玩累了，就挤进父母们的中间，听他们拉家常，听着听着，就在父母的怀里睡着了。
那时，在山村，进入腊月，各种农事结束后，妇女们又要为一家子人一年的柴火忙活了。早上，天刚灰蒙蒙，巷道里叫声此起彼伏，邻家的大嫂叫上他家的小姨，一起上山砍柴。我母亲也会在叫声中赶紧起床，拿上砍柴刀、绳子，和村里的人一起上山。生柴砍回来后，母亲把柴整齐地码放在屋檐下。那时，做饭要用柴火，熬猪食要用柴火，照明取暖也要用柴火，哪家屋檐下都会堆起一两垛高大的柴墙。柴火就这样见证着岁月的流淌，一堆堆叠起，又一捆捆消失，然后又一堆堆叠起，再一捆捆消失。
1988年，我的小山村也通上了电，但是电杆只拉到村外，到户的杆子和电线要村民自筹资金解决，可是村民们依旧热情高涨。没有杆子，出工出力上山砍；没有电线，出钱集资自己买。那时只要一个村子接上电，另一个村子也会马上谋划着赶紧接，生怕不赶紧接，电就会被别人分完一样。
那年，我父亲也在一个周末，买回了皮线、花线、闸刀、灯头、灯泡等一大堆东西，请人将电拉进了我家的老屋。夜幕降临了，在拉线开关“咔嚓”的声音中，屋顶的灯亮了，一时间满屋通透，如同白天的阳光一样，明亮、耀眼。为了出行方便，父亲还在院子屋檐下接了一个灯泡，从此，晚上起夜的我，再也不害怕黑夜了。
电的到来，让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何时，村子里碾米磨面的机器多了。秋收时，村民们用上了打谷机，不须再为打场的事争执了。村子里条件好的人家买回了电视，一到晚上，村民们便纷纷围坐在电视机前。但那时，我感觉用电的人一多，电就会少一样，感觉灯泡一下暗一下亮的，还时常停电。家里那15瓦的灯泡，才换上一天，第二天钨丝又烧断了；电视剧刚到精彩处，“啪”一声，电又停了，大家气得捶胸顿足，但第二天又依旧搬来凳子，聚精会神地看。
记得有一年，村民们在田里耕作，忽然几个村民叫喊起来，原来村头的变压器冒烟了。一时间，村里的电全停了，村民们纷纷串门去打探，最后才得知变压器烧了。新买一个要好几万块钱，修一下，也要好几千，更重要的是不能马上更换，得一个多月才能换好。就在村民们一天天的翘首期盼中，村里的电灯泡又亮了起来。
夜晚深沉静谧，那跃动的火光给了我温暖，父亲那一盏简陋的煤油灯送了我昏黄的一束光，15瓦的灯泡送来我一室光明，一夜接一夜的苦读，最终送我走出乡村，走向了城市。多年后回来，我发现路边村民们齐心协力扛回来的木质杆子变成了清一色的水泥电杆了，村子上空“蜘蛛网”一样的电线变得整齐、规范了。不知何时，电饭煲、电炒锅、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电器走进了家家户户，再没有人上山砍柴了。每到夜幕降临，一盏盏路灯次第点亮，将整个山村的夜晚装点得格外美丽。
（《大理日报》 2020年10月17日 3版）